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奈良時代的佛教僧侶，往往以「看病僧」（為病人祈禱加持）身分深入宮廷內部，贏得宮廷內掌權女性之庇護後，再逐步登上龍門。玄昉、道鏡可說是其代表。玄昉倚靠陰謀詭計，道鏡則憑恃性能力與咒術能力，隱於幕後控制朝廷。這兩人均仰賴朝廷女性的力量，才得以擴展自己的教團勢力。桓武天皇遷都的背景，目的之一正是想屏除奈良時代宗教支配政治的弊病。也因此，新佛教便應際而生。
平安新佛教之雙璧，是最澄所創立的天台宗，及空海所開創的真言宗。新佛教的特色是不參與政治，在山中建立寺院，僧侶只專精束身修行、鑽研佛經與學問。因而新佛教又稱「山岳佛教」。最澄的道場是比叡山（橫跨京都府與滋賀縣）延曆寺，空海的立腳點則是高野山（和歌山縣）金剛峰寺。 八二三年，空海五十歲時，嵯峨額天皇又賜給東寺。
同樣身為新佛教開山鼻祖的最澄與空海，有不少共通點。首先，兩人均於八Ｏ四年渡唐，但最澄是公費「還學生」身分，而空海是自費「留學生」身分。「還學生」與遣唐使一起渡唐，一起歸國；「留學生」通常必須在唐國滯留二、三十年，從基礎開始學起。理所當然，兩人在唐國所受的待遇，便有雲壤之別。最澄在唐國待了八個月半，與遣唐使共同歸國；空海則在唐國學了整整兩年密宗後，才踏上歸途。這一年的遣唐使團出發船隊，總計四艘，空海搭乘第一艘，最澄搭乘第二艘，第三艘於途中遭暴風雨，只好斷念又駛回日本，第四艘則行蹤不明，大概遇難沈到海底了。
其次，最澄與空海為同一時代的人。最澄生於七六七年，空海生於七七四年，兩人只相差七歲。而且，兩人都在青年時代經歷了山林修行。
最澄於十二歲入法門，十四歲得度，十九歲入東大寺受戒，卻突然跑到比叡山蓋了座草庵，過著山林修行的生活。對最澄來說，比叡山的修行生活是他的人生轉捩點。這時期，京城已遷移成功，而比叡山正位於平安京的艮位，也就是東北方，鬼門也。桓武天皇聽聞最澄的名聲，便喚最澄下山入京，並讓他跟隨遣唐使團入唐。此時，最澄三十七歲。
與最澄比之，空海是地方豪族出身，十五歲時，為了出仕而上京。十八歲時，考進中央大學寮專授儒學的明經道科。如果朝這條路走下去，空海可以成為官僚，可是，他卻遇見一位僧人，受教了「虛空藏聞持法」，爾後便在四國深山流浪修行。二十四歲回到京城，寫下《三教指歸》，評論儒教、道教、佛教之優劣，斷言佛教是最勝之道，並宣言將成為佛教者。三十歲時渡唐。
最澄在唐國只能滯留八個多月，入唐之後，立即到天台山台州國清寺受戒。達成抄寫大量經典的目的後，最澄發現唐國盛行密宗，便暗地學了一點皮毛。由於時間不夠，他對密宗僅知大概，不求甚解。
而空海是留學生身分，不受時間所限，於是先到長安醴泉寺向印度僧侶學習梵文與印度哲學。後來又到青龍寺拜訪當時密宗聖哲惠果大師，短短三個月，空海便學成胎藏界灌頂、金剛界灌頂，傳法灌頂大法，並傳承了大阿闍梨的地位。當然，空海在日本時便自行研習密宗長達十多年，經惠果大師點化貫通後，才得到印證傳承。兩年後，又隨著遣唐使團歸國。
由於入唐留學生研習期間規定是二十年以上，空海卻提早歸國，朝廷不允許他入京，只好暫時駐留在福岡縣觀世音寺，三十五歲那年才得以入京。
這時，桓武天皇已過世，失去庇護的最澄為了設置戒壇，只得主動接近空海。因為朝廷雖准許天台宗分配年度僧二人，但指定其中一人必須是密宗。簡單說來，最澄不得不拜後起之秀的空海為師。不料，兩人在度過一段蜜月期間，空海授予最澄金剛界、胎藏界灌頂後，竟然訣別了。
訣別的主要原因在於彼此的人生觀與宗教觀迥然不同。空海的目標是救濟民眾，而最澄卻致力於戒壇獨立。空海寬宏大量，能包容人，對事物看法富有彈性；最澄卻極為禁欲克己，寧折不彎，毫無妥協餘地。這可以從最澄與南都佛教論戰事件中看出，在這場論戰中，最澄簡直是口不擇言，竟罵對方為「粗食者」（原文正是如此，意思是吃得不好）。僧侶罵僧侶為「粗食者」，似乎有點矛盾，但也可以証明最澄的個性傾向偏執氣質。
兩位大師分袂的直接原因，說來好笑，竟然是「爭風吃醋」。最澄有位愛寵弟子，名為泰範。最澄讓泰範到空海處學密宗，沒想到泰範竟醉心於空海，不願意回到最澄身邊。為此，最澄寫了一封哀懇信給泰範，要他「回心轉意」。結果，空海代泰範回了一封斷交信，兩位大師自此便正式分道揚鑣了。站在最澄的立場來看，泰範離他而去，是一種背叛；但對空海來說，即便對方是弟子，師家也必須尊重弟子的選擇。
若要以個人才能來比較，空海理應比最澄棋高一著，然而，綿延不絕且始終高踞日本佛教進發基地的，卻是最澄的比叡山。道元、日蓮、親鸞等鎌倉時代新佛教的創始者，均出自比叡山。
在我看來，空海算是一種天才，抽象派（以曼荼羅圖案、咒術為重）；最澄則是學究氣質，寫實派（以文字傳教為重）。或許，天才底下無天才，也或許，天才並非人力可以培育出來的，以至於高野山無法人才輩出，不得不歸向文化財保護委員會般的存在，死守著空海的遺產吧。
轉自:日本文化物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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